作者：王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3期导 读: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对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有着重要支撑性作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研究亟待放置于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进而转换视角探索其深层的传播规律和逻辑。引 言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迈向复兴征程的领路人，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关键钥匙。中国共产党的全球形象是党的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的动力之源[1]。然而，在媒介技术迭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意识形态的对抗色彩愈发浓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舆论中的“应然”形象与“实然”形象存在较大落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被西方所建构的“形象之困”，并展现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不仅意味着媒介平台的升级和叙事内容的创新，更为关键的是要挖掘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深层逻辑。本研究的思路是，首先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从场域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可行性和突破性；其次以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场域逻辑为基底，探索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路径。文献回溯以“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相关研究于2021年起显著增加。学者高金萍对中国共产党全球形象做了概念界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全球形象是指全球传播型态下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形表象、执政行为及精神内涵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诸多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经验和策略展开了探讨。学者刘克利和冯誉萱考察了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自塑”的努力[3]。学者林绪武探讨了新时代主场外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4]。学者李彪和邹美玉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百年演变，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优化的对策与建议[5]。这些研究多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的是主客二元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自塑”与“他塑”。学者高金萍认为，从建构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容易忽视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差异和利益分割，要坚持“传播”路径而不是“建构”路径，塑造真实、客观、全面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6]。此外，“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内嵌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相关研究之中。诸多学者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思想、政策、叙事、理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廓清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自塑”图谱。学者高金萍和李庆豪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专业化进行了溯源并对其效应展开了分析[7]。学者刘小燕和李静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梳理出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呈现出“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融通中外”的演进路径[8]；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形态呈现出“对外宣传→对外说明→对外传播→公共外交”的变迁路径[9]；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整体呈现出“抗争→保守/激进→开放→融合”的变迁路径[10]；提出坚持对话性和主体间性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叙事的趋向[11]。学者郭毅认为政党政治营销的理念和原则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与实践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一套新的思维体系[12]。综上，“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研究缺乏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的观照，急需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放置于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从国际关系学、哲学、社会学等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深层逻辑。综观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实践转向是普遍趋势，这一转向引导我们超越现象而“介入”世界之中，以一种“关系主义”的思维来揭示社会问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姜红和印心悦提出了“实践”新闻学，认为其力量不仅在于“表征”事实或“传递”信息，更在“介入”世界与“沟通”各方中生成未来[13]。学者陈甜甜和于德山认为“基于实践”是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新逻辑[14]。政党形象的传播属于政治传播的范畴，需要从信息层面转向实践层面，即不仅要关注“说”的艺术还要关注如何“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政党形象传播，更需关注其中的权力互动关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前，场域理论、实践理论已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主义”转向。因此，将场域理论引入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研究具有可行性，并且有助于突破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线性构建逻辑，拓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研究视野，凸显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关系性和过程性。从场域理论出发：重思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何以可能（一）场域理论：概念与构成“场域”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首次立足文学艺术场域对整个社会结构与认识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15]。他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场域构成的，比如政治场域、新闻场域、文学场域、自然科学场域、社会科学场域等，每一个场域具有相对的自主和独立，同时每一个场域都会对其他场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权力场是始终作用于各个场域的元场。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一书中，布尔迪厄详细地阐释了“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以及“场域”“资本”“惯习”三者之间的相互勾连和相互作用，用以解释实践与社会建构。布尔迪厄对“场域”“资本”“惯习”三者关系的阐释可以用一个等式概括，即“[（资本）+（惯习）]+场域=实践”。这个等式表明场域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网络，场域中充满了结构关系、资源和权力争夺，实践则是行动者的惯习及其在场域中可依凭的资本，两者在各种场域上，在现行状态中运作而来的结果[16]。其中，场域中斗争的进行、场域位置的变化和惯习的运行都离不开资本。布尔迪厄将资本归结为四大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并指出不同类型资本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17]。“惯习”则是受到场域内在结构构成的客观约束性条件制约下，与行动者内在主观意识、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伴随着社会行为和生活的内在同化和外在作用的双重过程。（二）场域理论的超越之处1.从线性建构到关系性生成。不同于“建构主义”的线性逻辑，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一种“关系主义”的思维来揭示社会问题。从场域理论出发，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是一项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关注到国内场域的社会治理、舆论引导等领域，又需要关注到国际场域的国际关系、国际公众等领域，同时，这些领域关涉国内外的政治场域、新闻场域、文艺场域等。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与他国政府、政党、媒体、公众的关系中生成的(见图1)。

　　图1 “关系主义”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他国政府及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国际公共事务、外交活动、中国及他国主流媒体。部分他国政府、政党及媒体等在利益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企图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误读中国共产党。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他国媒体、中国媒体、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但囿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受他国政府、政党、媒体（即受众所在国家或意识形态相近国家的政府、政党、媒体）的影响最大。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受中国媒体的影响较小。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是连接国际公众与中国人民的中介，同时也是国际公众认知中国共产党的新渠道。2.从基于宣传到基于实践。综观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传播政策、思想及活动都是基于彼时的国家战略、外交关系、国际环境和历史语境。布尔迪厄将场域理论解释为传播实践建构的社会关系网，这与基于实践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产生了勾连。因此，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不仅有助于阐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而且可以突破既往侧重于从“宣传”出发的“自塑”路径。学者陈甜甜和于德山提出了“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三维度，即“关系网络”“实践场域”和“认知图谱”[18]。这三重维度恰恰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流程。其中，“关系网络”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他国政府、政党、组织及国际公众的关系；“实践场域”是指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践场地；“认知图谱”是指他国政府、政党、组织及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舆论中从“土匪”形象到“民族救星”形象的变迁就是沿着“建构‘关系网络’→深入‘实践场地’→描绘‘认知图谱’”的脉络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国际局势和革命形势调整了对外政策，并着手与外国政府官员、记者等建立联系，邀请他们参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的真实情况。外国作家、记者等将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记录下来，从而使他国政府、政党、组织及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崭新的认知（见图2）。

　　图2 “基于实践”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流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主要面临以下困境：国际场域中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愈演愈烈使得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呈现动态复杂演化的态势，中国共产党难以与他国政府、政党、组织及国际公众构建稳定的“关系网络”。同时，在智媒技术的叠加影响下，数字公共领域中充斥着大量并未深入“实践场域”的虚假新闻，进而加深了国际公众的“认知惯习”，形成了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认知图谱”。（三）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研究理路从场域理论出发，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可以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为根基，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换为动力。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逻辑即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实践的行动者凭借其既有的资本在各种场域中不断运作、不断调适惯习、不断变化场域位置，从而实现各类资本的积累及各类资本向象征资本转换的过程。其中，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实践的行动者包括中共领导人、中共普通党员、各级党组织、党媒机构，参与阐释中国共产党行为理念的国内其他党派、媒体、民众、机构及他国政党、媒体、民众、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实践的场域包括国内政治场域、国内媒介场域、国际政治场域、国际媒介场域（见图3）。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资本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资本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信仰、思想、理论、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资本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关系网络。

　　图3 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实践的场域因此，从场域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一，场域层面:国内政治场域、国内媒介场域、国际政治场域、国际媒介场域四者之间的互动及媒介场域的内部构成；第二，惯习层面: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实践的行动者在场域中凭借其既有的资本不断调适惯习，以实现各类资本的积累；第三，资本层面:各类资本的转换与象征资本的生成与再生产。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在国际场域中的场域位置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处于优势场域位置的美西方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位置，通过调度各类资源来打压和阻止中国。依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一个国家在国际场域中相对位置的改变会影响该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因此，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应致力于调整惯习，积累各项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换效能，从而为变革国际场域结构、提升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场域位置提供可能。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应关涉国内政治场域、国内媒介场域、国际政治场域、国际媒介场域，形成“宏观—中观—微观”的路径。宏观层面：在国际政治场域积极开展外交、外事活动，在国内政治场域积极开展自我革命和社会治理，在国际媒介场域加强国际传播平台建设，在国内媒介场域加强平台治理。中观层面：在国际媒介场域提升全球性议题设置能力，在国内媒介场域加强舆论引导。微观层面：在国际媒介场域增强共情意识，以对话思维对“中共故事”进行再语境化和再框架化，以引导处于不同社会背景的国际受众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媒介场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叙事创新、凝聚社会共识。同时，要特别注意推进政治实践议程与媒体实践议程的统一（见图4）。

　　图4 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一）积极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场域变化的原动力[19]。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螺旋式上升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持续地与他国政府、政党、组织、公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网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封锁，中国共产党增设外交部、交际处等部门，积极争取同外国记者、政要等开展友好往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先后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承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以经济贸易和国际盛会为抓手，同更多的国家进行友好往来；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政党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往活动；此外，民间组织、企业、社群及个体也在与外国的民间组织、企业、社群及个体等开展互动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搭建全球“朋友圈”描绘了新蓝图。伴随着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世界各国也争相将其公共外交活动拓展到数字公共领域。例如，美国国务院建立了一支专门的数字外交团队，通过开设的600余个社交媒体账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公共外交活动[20]。中国外交部也充分注意到了社交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曾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等人在推特平台上创建了账号，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从“传统模式的公共外交”到“数字化模式的公共外交”的演进，不仅仅意味着交往空间的转向，同时也意味着交往主体的泛众化、交往内容的多元化、交往形式的多样化。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需要注意到政府、政党、民间组织、社群及个体等多元主体在交往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及政党应当找寻同他国政府、政党及国际公众的利益共同点和精神互动点。民间组织应当以全球公共议题为基点，与全球民间组织携手共进。社群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形成的趣缘群体，当前，越来越多的网络社群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成员，网络社群也将成为构建全球伙伴网络的重要力量。因此，社群成员应当在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成员的互动交流中激发出更多的交往潜能。此外，个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媒介技术的赋能使得人人都能够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展开互动交往。李子柒、滇西小哥等视频博主的海外走红，足以证明在全球传播时代的个体视角、通俗叙事、视觉呈现更容易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故事体验，使得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具体的语境下实现精神交往。（二）加强传播平台建设与治理，推进政治实践议程与媒体实践议程的统一在媒介技术迭代发展的时代语境下，传播平台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随着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与应用普及颠覆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内容生产和人机交互，形塑了全球传播的新样貌，深刻影响着全球传播生态，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更具复杂性。为此，应当兼顾国际传播平台建设和国内平台治理，推进政治实践议程与媒体实践议程的统一，形成融通中外、内外循环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模式。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互联网平台建设方面仍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机制内嵌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而致使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内容遭受了一定程度上的“遮蔽”和“扭曲”。纵然华春莹、赵立坚及其他领域的意见领袖在推特注册账号的“借船出海”模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实现中国故事、中共故事真正“出海”。因此，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应当从“借船出海”模式跨越为“造船出海”模式。“造船出海”即建设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平台，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基础，不断升级算法技术，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及国际责任担当等政治实践议程与媒介实践议程相统一，同时推动市场流量与政治传播达到一定的平衡，从而为减小全球数字鸿沟、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传播秩序提供可能。在“环球同此凉热”的时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的困境也来自国内舆论场的复杂化。学者方兴东和钟祥铭指出基于网络的全球信息联动、全球民众的动员、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等，舆论战超越了传统宣传和民众动员，而转为更复杂的认知战和混合战[21]。人工智能、机器人“水军”的“入场”使得信息蚕房、虚假新闻等现象更为突出，舆论场中涌现的试图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关系的信息也导致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应加强对平台的监测和治理，及时规治、回应有损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虚假信息，使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严惩贪腐、脱贫攻坚等政治实践议程与媒介实践议程相统一。此外，要深刻认识智媒时代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对话的形式引导公众参与到公共场域的构建，使平台媒体既成为公众表达诉求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媒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相连接、传播政党形象的媒介。（三）构建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升全球性议题设置能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在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政党是世界话语的主要生产者，往往通过话语霸权给中国制造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话语陷阱，致使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被污名化。为改变这一局面，亟待构建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全球性议题设置能力。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际局势及时代主题，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对外话语。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构建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传播话语的可持续性、精准性和有效性，这就要求不能陷入自说自话的框架，而是要将中国共产党放置于全球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讲国际公众想听的、听得懂的中国故事、中共故事。当前全球范围内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恶化、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复苏乏力等问题，围绕这些全球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以全球思维和全球视野为起点，积极设置全球性议题，打造全球公众互动交流的数字公共领域，在相互碰撞中获知全球公众所关心的热点议题，构建基于受众分析的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话语表达方面，要注意将其进行再语境化表达，即建立在双方熟悉的知识上进行阐释。例如，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福尔曼说：“我们更期望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有些像林肯在你们内战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22]这样再语境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能够使中国共产党话语跨越文化体系、价值观念等多重障碍，增进全球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将中华优秀文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念注入其中，形成丰富且融通中外的语料库资源，使中国共产党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以“人民至上”为核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多个方面，既充满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四）探察全人类的共通情感，实现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在国际局势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现代性焦虑、群体性孤独已成为全人类的共通情感，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全人类对快乐的追求。美国学者米切尔·沃尔夫在他的《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一书中描述了新世纪作为一个娱乐世纪的现象。斯蒂芬森认为，选择性会聚的原因在于人们可以通过传播、通过选择，特别是互动的传播，实现“传播乐趣”[23]。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的风靡全球印证着娱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主题，同时也表征着国家的经济资本、政治实力并非影响国家（政党）形象的唯一要素，文化资本在国家（政党）形象的塑造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要弱化政治色彩，重视政党形象塑造的情感维度和文化维度。中华文化是中国及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化资本，也是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象征资本）的重要基础，提高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换速率对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娱乐文化具有门槛低、可参与、传播速率快的特点，更加符合Z世代对信息获取的需求。众多Z世代的青年基于对他国流行娱乐文化的喜爱，从而对他国产生了好感。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游戏、动漫的大规模“出海”也收获了众多国际公众的好评，有效地形塑了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未来，应继续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衍生出更多融合中华优秀文化理念、全人类共通情感的中国文化产品，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从而使更多的国际公众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情感共鸣和文化互鉴中改善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固有认知。【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批准号：21&ZD314）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高金萍.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2-16(003).[2]高金萍.中国共产党全球形象的传播[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1):171-176.[3]刘克利，冯誉萱.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历史考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1-8.[4]林绪武.新时代主场外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06):72-80.[5]李彪，邹美玉.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百年演变与优化策略[J].对外传播，2021(05):9-13.[6]高金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路径选择[J].北京教育(高教)，2021(10):23-24.[7]高金萍，李庆豪.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专业化溯源及其效应分析[J].未来传播，2023(01):28-34+121.[8]刘小燕，李静.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思想源流考察[J].编辑之友，2021(06):80-90.[9]刘小燕，李静.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形态创新机制研究[J].新闻大学，2021(06):71-89+124.[10]刘小燕，李静.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变迁及其逻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3):5-22+126.[11]刘小燕，李静.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叙事的对话性与主体间性[J].当代传播，2023(01):53-58.[12]郭毅.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与实践的对外传播——以政治营销的视角[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3):68-75.[13]姜红，印心悦.作为“实践”的新闻——一个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21(08)；41-53.[14]陈甜甜，于德山.“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J].传媒观察，2023(06):44-50.[1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6]迈克尔·格伦菲尔，布尔迪厄：关键概念[M].林云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125.[17]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0.[18]陈甜甜，于德山.“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J].传媒观察，2023(06):44-50.[19]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5.[20]张莉.“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新举措[J].新视野，2013(01):121-124.[21]方兴东，钟祥铭.算法认知战：俄乌冲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J].传媒观察，2022(04):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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